刘焱（章静绘）
《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事》（以下简称《以毒为药》）是昨年夏天由光启书局推出的一册新书，作家刘焱是好意思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教师，《以毒为药》脱胎于其博士论文。刘焱表示，无论是在西方照旧在国内，对中医的遐想一般认为中医比较温存、自然、反作用少或者莫得反作用，相较而言西医则是强横的、东说念主工合成的、反作用比较多。关联词在他阅读古代文本，尤其是医药学文本时发现，中药有相配强的用毒的传统。基于比较的视角，他想去探究这个用毒传统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古东说念主心爱用强横的毒药——不仅是治病疗疾，而且要延年永生、得说念升仙。近期，滂沱新闻专访刘焱，请他谈谈古代中国文化与政事语境中的医与药。
伸开剩余95%《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事》，刘焱著，朱慧颖译，上海东说念主民出书社·光启书局2024年7月出书
请您肤浅谈一下所谓的中医和医家的历史形成。
刘焱：这是比较大的问题。医家时时是对行医者的称谓，波及医学干事化的问题。我先来谈谈中医的历史形成吧。
在现代语境下，谈中医就不可幸免地要谈西医，因为两者紧密贯串。我研究的时段（六朝到隋唐）比较久远，阿谁时候的行医者或者医学文本的书写者头脑里莫得中西医的分辨，致使莫得中医的宗旨，他们的主要谋划等于治病救东说念主。自然从实践角度来看，也有外来的药物传入，包括外来的毒药。我之前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真是探讨过研究域外的毒药对中药的影响，关联词我莫得发现太多这样的例子，倒是发现外来的解药有不少，其中一大类是从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传入的香料类药物，这亦然我第二本书存眷的问题。是以说，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的医药文化跟域外的医药文化在历史上多有互动，对于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的陈明敦朴有一系列的高大研究。西方的现代医学在十九世纪下半期才发展起来，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即有了所谓的中西医之争，中医的巨擘性受到挑战。在这个特定环境下，中医的行医者为了捍卫我方的阵脚，往往去强调中医跟西医不同样的东西，也等于中医的温存性、自然性，到二十世纪下半期这种言语也被西方一些批判西医的东说念主所珍视，认为这是所谓另类医学的一个高大本性。这种二分的主义，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看到古代中医有很长的使用毒药的传统。中西医的对立、二分，其实是在二十世纪独到的政事、文化环境下，中医的支撑者在面临西医的挑战时独特强调出来的。我认为中医和西医自然有着相配不同样的表面基础和文化端倪，关联词在某些具体操作上照旧有访佛之处的，比如说在以毒为药的问题上。
西方医学中的药与毒，在中叶纪以后有一个缓缓分开的端倪，其扫尾是毒理学在十六世纪之后的颓败发展。而在中国，毒理学和药理学在历史上一直是交汇在一块的，直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能看到一些分离的萌芽。中国古代的“毒”和今天咱们说的无益之“毒”不同，它的基本含义是强横、镇静，并莫得昭彰的负面瞻仰。这个字有两面性，既不错指向伤害形体、致使致东说念主丧命，也不错指向用猛药治病。是以，中国古代的医者发展出包括剂量扫尾、配伍、炮制在内的一系列工夫，将有毒之物回荡为灵验之药。
至于医家，我想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所研究的六朝到隋唐的文件中是不错看到“医家”这个词的，关联词医家/医师这个宗旨在古代跟现代是很不同样的。今天无论是中医师照旧西医师，都是干事性的责任，也等于说大夫要经过专科培训以赢得经考据书，凭借这个文凭才能正当行医。而在古代中国，大夫并不是一份干事，比如孙念念邈，他自然有行医治病的才略，也写了很有影响力的方书，但他也参与玄门的真金不怕火丹与形体修都，与一些佛僧往复甚密，对服水很感兴致，还跟文东说念主、士东说念主打交说念，是以行医只是他活命的一部分。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他被归在“方伎”“隐逸”之列，而不是医家。他参与了万般各样的行动，包括医学操作、宗教实践、说念德修都等，以达到修身养性的谋划。后世称其为“药王”，但唐代对孙念念邈还莫得那么高的评价，对孙念念邈的封神是从宋代才入手的。
孙念念邈。图片开头：《列仙全传》（明）
成王成圣之前的孙念念邈是什么样的？
刘焱：如前所说，在两唐书中，他被形容成一位具有多种技能但无心政事的隐士，关联词在新出土的他女儿孙行的墓志中，咱们不错看到孙念念邈其实和朝廷是有千丝万缕的商酌。他需要通过朝廷的支撑以升迁我方的地位，展示他是一位优秀的大夫。那么，他的竞争敌手是谁呢？我认为应该是从世家巨室降生的世及大夫。
孙念念邈不可说来自一个难题的家庭，他的家景应该还算比较浊富，但不是世家巨室。世家巨室在六朝曲直常有势力的，这些眷属里出来的大夫往往是世及性的，很有威信。孙念念邈不属于这个群体，他从小心爱医术，通过自学、博览群书，在年青的时候就以能治病救东说念主而驰名，之后被几位天子邀请入朝为官，但他多次辞谢不就。不过，唐初他也曾在一个政府医学机构——尚药局里作念过辨认药物、编撰本草书的责任，以此来升迁我方四肢医者的地位，在其时猛烈的医学阛阓竞争中脱颖而出。
临了我想提的小数是，唐中期以后，政府对医学的支撑式微，士大夫对医学的兴致入手升迁。我在书中讲到了包括刘禹锡、柳宗元、韩愈这些东说念主对医学知知趣配感兴致，一方面他们通过学医以达到为我方治病的谋划，他们之间也共享一些用药的个东说念主教会。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高大的面向，他们往往通过书写服药的经历去抒发政解决念，比如说用药应该提纲振领，那么，用东说念主也应如斯，政府应当把柄具体的情况选拔东说念主才。这样的政事隐喻，在唐代中期以后的文东说念主书写中时时会看到，到了宋代则愈加显耀。宋代的士大夫对行医这件事变得很感兴致，尤其是那些在宦途上受挫的士东说念主，他们认为行医是一个很好的“第二干事”，“儒医”等于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对于降生世家巨室的医家，似乎在读者印象中照旧很磨叽的，您可否例如谈谈？
刘焱：联系世家巨室医家的研究，早期有范行准先生对于六朝时期门阀和山林医家的总体详细，近期有香港城市大学范家伟敦朴对于东海徐氏的个案研究。东海徐氏是一个有名的八代行医的眷属，徐之才等于从这个眷属里出来的。世家巨室的医家，有两个基本本性：第一个是世及行医，医学学问在一个眷属里面传播，不过传，关联词他们有时也文章医书，把医学学问通过书写的款式传播于世。第二个本性是世家巨室跟其时的政事活命紧密贯串。六朝时诚然医官出现于政府机构，但还比较肤浅，不像唐宋时期那么系统和专科化。这些降生世家巨室的大夫大都入朝仕进，但官职往往和医疗没什么关系，不过他们行医成名对其宦途是大有匡助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款式达成其政事抱负。
其实在汉代咱们就能看到这种以医入仕的时事，也等于说，行医不是谋划，而是技能。医家的具体形象在汉代到六朝的史料里未几，咱们对每位医者的个东说念主信息和行医经历不错说是知之甚少，只是知说念有这样的一群东说念主在创造医学学问，尤其在江南地区，对后世的影响很大，而且他们医学学问的制造往往与宗教行动相互绞缠，比如真金不怕火丹术。陶弘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来自建康一个世代行医的眷属，从小受眷属影响，对医药很感兴致，年青时在南朝都任一小官，三十六岁时辞官退隐建康隔壁的茅山。他对玄门很感兴致，家里又有医学布景，是以在茅山隐居时编纂了几部很有影响力的医书和说念书，比如《本草经集注》《登真隐诀》。
咱们对陶弘景的了解比较多，因为他在玄门、医药、文体、书道等多方面都有造诣，是以对于他的史料不少，而且《本草经集注》的序很长，实验丰富，里面有对药物剂量、配伍、炮制等工夫的详备施展，是研究中国早期药物学至关高大的文本。
陶弘景跟政事也有很深的渊源，他在茅山隐居期间，与南朝梁的建国天子梁武帝有密切的走动，为梁武帝出谋划策，是以他被称作是山中宰相。梁武帝对真金不怕火丹也很感兴致，何况为陶弘景提供了多量的真金不怕火丹材料。凭借这些资源，陶氏在六世纪初入手在茅山真金不怕火丹，并将真金不怕火好的丹药供献给梁武帝，关联词梁武帝并莫得平直服用此丹药，而是将它供奉起来，在良时吉日向其敬拜，以期赢得神效。此外，陶弘景跟释教也联系联，是以说他是一个许多面的东说念主物。
《以毒为药》更多谈到的是六朝到隋唐，那么这之前及之后的时段是怎么的情形？
刘焱：中国药学发展的起源，包括毒药使用的起源，不错追意料汉代乃至汉代之前。中国最早的本草书《神农本草经》是东汉时期成书的。神农是一个听说东说念主物，在汉代的文本中被塑酿成是农业和药学的鼻祖，《淮南子》即讲到了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的故事。可见《神农本草经》的撰写应该是基于一种教会性的学问，等于由尝药而得来的教会，这在中国古代药学是一个很高大的面向。药物的有毒无毒，亦然通过这样的款式意志到的。挑升念念的是，古东说念主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说是既定的，并莫得解释为什么某种药是有毒的或无毒的，对寒、热、平之类药性的界定亦然如斯。我想，这应该是基于服药后的形体体验而界说的。那么，《神农本草经》到底是谁创作的呢？现代学者一般认为是集体创作。汉代史料中记录有一种专司药事的官员叫“本草待诏”，平时待命，天子需要的时候应诏进宫编纂本草书。本草待诏往往与其时的术士有一些关联，后者掌持各类奇技秘术，如不雅星、风水、真金不怕火丹、占卜等，可见在汉代，本草与这些方术学问混为一体。咱们从汉代出土的医学文本中也能赢得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医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医方，而非本草药物的书写，但这些医方多量使用毒药，尤其是附子类药物。这些附子类药物不光用来休养疾病，还被赋予神力，比如不错让东说念主快速驱驰。不错说，汉代是中国药物学发展的运行阶段。《神农本草经》四肢本草书的基石，诚然它对药物的有毒无毒作念了基天职类，但直到陶弘景的年代，才把每一种药有毒无毒的情景说得比较明确和邃密。
附子。图片开头：《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宋）
到了宋代，政府在医事督察和医学学问的范例中施展了至关高大的作用。其时正巧印刷术振奋发展，也促进了医书范例化的经由。北宋朝廷取舍了十余部医书，在十一生纪树立了专门的翻新医书局来校对、整理这些医书，然后通过刊印的款式传播出去。康奈尔大学的艾媞捷敦朴（TJ Hinrichs）称此为医学的政事督察，即通过范例医学学问来达到政事总揽的谋划。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中国南边有很强的用巫术疗病的传统，这和北宋政府所倡导的本草、方书的医学体系曲直常不同的。北宋政府等于通过实行其视为正宗的医学学问以压制这些所谓的异端，以达成其灵验的政事督察。咱们今天看到的《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古代经典医书，简直所有这个词都是北宋以来的印本，而宋当年的写本大部分都已佚失了。这些文本成为“经典”，与北宋政府将其升迁、整理与范例密不可分，其中保存的许多宋当年的医学学问不可幸免地受到了宋朝廷的修改、删省与重整。而我所郑重研究的六朝到隋唐时期，使用宋当年的文本就显得相配高大，比如敦煌的医学晓谕。把敦煌的文本跟北宋的文本比拟较，就会发现其中不同样的所在。因为北宋的簿子不太可能去赞叹唐的色泽，关联词敦煌的文本就会讲我大唐要总揽天地应该作念哪些事情，其中就包括范例本草学问。事实上，北宋政府在重整医学学问上的极力在唐代也曾不错看到端倪。七世纪的《新修本草》是中国的第一部官修本草书，对后世的本草撰修影响深刻。唐玄宗李隆基在八世纪也亲制《广济方》，并下令将其主要实验刻在大版上，榜示于村坊要路。与印刷术比拟，这种公开展示的款式就医学学问的散布而言会更慢一些，传播面也莫得那么广，关联词咱们也曾不错看到国度在范例医学学问上所作念的极力了。
《新修本草序》。图片开头：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晓谕《新修本草》残卷
讲到医学与信仰、方术的混杂，那么，是否说中国医学发展史从古到今有一个医学和宗教分离的经由呢？
刘焱：这要看在什么层面上来谈这个问题。从中央政府的层面，比如说在唐代御医署里有四个分科——医科、针科、推拿科，以及咒禁科。咒禁，等于用咒语压制鬼神。今天来看咒禁术属于宗教休养的规模，其时的文本也说咒禁科是受玄门和释教两股力量的影响，唐政府将其纳入到官方的医学支持中。此法术的一个高大的哄骗等于抗击疫疠，当大疫来袭的时候，政府会用这种典礼性的休养要领来拼集它。宋代中央政府的医学分科愈加细化，有十三科，使用符咒治病的书禁科仍是其中一科，但其地位已被推至边缘。从这个端倪来看，咱们似乎不错说在政府所倡导的医疗工夫这个层面，从唐到宋宗教休养的因素式微了。关联词若是咱们往社会基层去看，宗教休养直到今天也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咱们在官方的文本中看到的未几，其实咱们能在这些文本中看到的只是是冰山一角。
此前一些对社会史感兴致的学者会问，在中国古代一个医疗资源匮乏的屯子，那处的东说念主生病了若何办？除了家东说念主的护理，等于依赖巫医、走方医这样的东说念主，他们诚然莫得留住我方的文字，关联词在正宗医者的书写中咱们照旧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在此类文本中他们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因为其医疗行动威迫到了正宗医者的巨擘，是以正宗医者需要通过束缚斥责这些底层的医者而重视其朴直性，而这样的极力正彰显出巫医、走方医在民间是颇有影响力的。
不必置疑，在我的研究时段，不光是底层的医者，等于在表层的如孙念念邈这样的大医，他也取舍了不少像咒禁术这样的治病要领，他晚年编撰的《令嫒翼方》的临了两卷等于对于用咒禁治病疗疾的。是以说，宗教休养在中国医学史中是一个辞让淡薄的面向。
我这本书是从药毒关系的视角来看中国药学史的发展，其中也谈到了玄门的真金不怕火丹。外丹术这个传统从汉至唐不绝千年之久，与玄门的发展紧密相关。讲古代的药物使用，治病疗疾自然是一个面相，而另一个高大面相则是养生、延年乃至羽化不死，在今天看来，前者是医学，后者是宗教，但在历史上，这二者是聚拢不可分割的。《神农本草经》的三品药等于基于这个念念路对药物的分类——上品药旨在升仙，中品药用于强身健体、幸免生病，劣品药则用来休养疾病。从等第上看，上品是最高阶的，这无疑受到了玄门中升仙不死的理念的影响。自然，升仙的款式有许多种，冥想、服食草木都不错升仙，关联词服食金石类药物，包括水银、丹砂这样的有毒药物，是最引东说念主注谋划传统。
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丹砂与真金不怕火丹器用。图片开头：《花舞大唐春》（2003）
古东说念主对服丹后形体变化的解释多种万般，一种解释是服食金石类药物后，形体不错变得像金石同样坚实，这是一种朴素的除外物震开赴体的理念，首倡者是东晋的葛洪。另外一种解释说，服用这类药物后，形体不错变轻，迟缓地飘升到一个更高的阶级，飘升得越高，东说念主的寿命就会越长，现代研究玄门的学者对此有贯注论说。而我想要强调的小数是，古东说念主对丹药灵验性的相识与其所激发的形体感受密切相关。咱们知说念服食丹药会激发强烈的形体响应，比如吐逆、昏迷、知觉杂沓等，以咱们当今的眼神来看这些都是不好的病症，或者说反作用。关联词古东说念主并莫得“反作用”这样的宗旨，他们自然也不雅察到了这些强横的形体响应，但建议了不同的解释。葛洪将其视为形体发生的神奇变化，又称“尸解”；到了陶弘景的年代，他入手讲形体的疾苦，吃了丹药以后会肉痛如刺、口干舌燥，确认服食丹药后形体会发烧，而喝水以后会导致断气身一火。自然这种身一火对玄徒弟而言即为升仙，但玄门文本中对疾苦的状貌，我认为十分道理。这是服药以后的一种真是的形体感受，关联词古东说念主对它的讲解跟咱们今天对疾苦的相识颇为不同，古东说念主把它视为形体纯化的迹象，认为丹药不错把形体中的不好的东西消裁撤，形体就会变得更干净或者更轻快，从而得以永生。这种对形体感受的解释不仅限于丹药。吃猛药会激发强烈的形体响应，比如五石散，吃完以后也会发烧，服散者需要作念一系列的行动——所谓“行散”，比如吃寒食、泼凉水或者穿薄衣，以便把热量懒散出去，达到强身的谋划。今天吃药对咱们来说是一件很肤浅的事情，吃完药病东说念主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古东说念主服用猛药时，吃药只是用药的一个发轫，药物所激发的强烈的形体感受是给病东说念主的一个信号，病东说念主需要采选一系列的方法来处理这些形体响应，以达到最好的休养后果。在此我想强调用药的“经由性”，这个经由有医者的参与，也有病东说念主的参与，最要津的是药物所激发的形体感受为用药者治病疗疾提供了高大的教训。
以毒为药的中枢在于变化，关联词毒和药如何分辨？再者如“上药中药下药”以及“大毒小毒”的分类，嗅觉照旧挺磨叽的。
刘焱：《神农本草经》建议了一个基本的分辨，有毒的药物多用于治病，属于劣品，而无毒的药物用于永生不死，归于上品。但咱们也能看到一些例外，比如有毒药水银被归为上品，因为它是高大的真金不怕火丹材料。既然“以毒为药”，我研究的要点是劣品药，比如附子，本草书对于这些药的“毒”的界定往往是把柄教会学问和形体体验，比如尝药。在古代从北魏入手政府配置尚药局，其主要职责是为天子尝药，确保药物资量，这种教会学问也被纳入到本草书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定上。以我研究所见，中国古代本草书中的有毒药物八成占百分之二十，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摘要》诚然药物数目在束缚增多，从三百六十五种到近一千九百种，关联词毒药的比例基本莫得变，这确认历代本草书束缚地纳入新的有毒之药。而本草书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说是相对幽静的，一朝某种药物在本草书中被界说为有毒，后世基本莫得将其改为无毒，反之亦然。但有些时候毒药的品位发生了变化，比如水银，在《本草经集注》中被列为上品药，但《新修本草》将其降至中品药，暗意对其升仙的神效已有所保留。
此外，我需要独特强调一下“流动的物资性”，等于说莫得一种药物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内核来决定它是药照旧毒。举一个肤浅的例子，水喝多了还会中毒呢！相悖，再毒的药像附子也不错用来治病，这是基于一个朴素的阴阳回荡的念念想。是以，中国古代发展出了一系列转毒为药的工夫，比如剂量、配伍、炮制等，其谋划是将无益的毒物调遣成灵验的药物。
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经集注》，再到唐初的《新修本草》，不同的社会群体参与了医疗行动和医疗学问的生产，那么在药物的书写端倪上，不同的学问群体对于毒药的相识有莫得不同？
刘焱：从《神农本草经》到《新修本草》，对毒的相识基本莫得太大的变化，毒的核情意涵是“强横”，而此强横的药性是治病的基础。《神农本草经》莫得具体界说每种药物是有毒照旧无毒，关联词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地指定了每种药物的毒性，这种毒药学问是从汉代到陶弘景活跃的五世纪的漫万古期中产生出来的。唐代的《新修本草》沿承了陶弘景对药物有毒无毒的界定，关联词对药物的使用赐与更多的褒贬，比如会攻击所在的用药要领，讲所在上的“俗东说念主”使用诞妄的替代品，导致药效欠安，致使有时候错用毒药，不治病反而伤身。这些品评暗意了在国度范例药物学问和所在上的老庶民不得不把柄有限资源调整用药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
您在书中提到，五至六世纪对立的南北政权远隔了药物通顺，致使假药流行。若何相识这里说的“假药”？
刘焱：“假药”是与“真药”相对应的，而此时期对“真药”的相识，一个高大的面向是药材的产地。陶弘景撰写《本草经集注》试图梳理药物学问，因为他觉恰其时的药物学问很杂沓，而酿成这种杂沓的原因是一个从汉代到陶氏滋长的期间采药单干的变化，肤浅来说，汉代的大夫是上山采药的，自后由于出现单干，有专门采药的东说念主，大夫就不上山采药了。在陶弘景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若是大夫不分解药材的产地，无法分辨真药与假药，这必将影响他们的治病后果。是以在《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不吝翰墨谈每种药材的最好产地，旨在为大夫提供用药教训，这亦然一个药物使用范例化的经由。比如东说念主参，陶弘景说山西上党的东说念主参质料最好，优于高丽和白济生产的东说念主参。此外，还有其时的一些药材供应者为了盈利成心制作秀药的时事，比如，用醋煮钟乳石使其变白，把酒洒在当归上使其变润。一些药商也想方设法把药材弄得悦目一些以眩惑顾主，而药物的疗效并非他们最存眷的问题。陶弘景撰写《本草经集注》，提供详备的药物学问，等于要让其时的大夫能明辨真假，防备上当。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时事是，其时南北政权对立，许多产自朔方的药，南朝东说念主很难获取。在南北政权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边境不错通商，促使南北药物的通顺。此前台湾东华大学陈元一又敦朴的研究涌现南北边境上至少有三个药市，一个在益州（今四川），一个在梁州（今陕西），一个在东海岸的小岛郁洲（今江苏连云港）。政事环境不好的时候，正常的药物通顺受阻，就会出现药物私运的时事，不过通过非法私运获取的药物毕竟是小量的，大部分时候，南朝东说念主不得不使用南边容易获取的药物替代品，这亦然无奈之举。这种时事到了隋唐时期发生了变化，长入的帝国促进了南北药物的通顺，国度也不错作念更全面的药物访谒，《新修本草》等于在这样的布景下产生的。
嗅觉《以毒为药》中玄门的存在感比较强，而释教就弱许多？
刘焱：释教对医学的影响，在孙念念邈的医著中有所体现。孙念念邈与唐初的几位佛僧往复甚密，并从他们手里赢得有价值的药方。在其《备急令嫒要方》中，孙氏声称治病不分病东说念主贵贱贫富、老少好意思丑，此伦理准则很可能是受到了释教众生对等念念想的影响。另外，六朝的一些佛僧对服食五石散颇有兴致，并撰写了服散的专著，这无意是因为他们被五石散堪称能静心养命的神效所眩惑。
总体而言，释教对毒的相识与玄门是很不同样的。玄门认为东说念主的形体不错通过服药而回荡，羽化其实是将形体升迁到更高阶级的经由，这个经由不错通过服丹而达成。而释教对形体的相识往往是负面的，所谓“肉身”只是一个作假的外壳汉典，它是理想和灾荒的开头，为了脱离愁城，必须要脱离形体的敛迹，特出此肉身才能达到最终的鱼米之乡。因此，释教不大讲形体的修都与纯化。此外，释教文本中时时出现的三毒（贪、嗔、痴），指的是精神层面上的毒，而我这本书主要讲物资层面上的毒，是以莫得谈太多释教的面向。
对于五石散的商榷波及许多东说念主，其中葛洪是一般读者相对练习的，但其他的就不甚了解，可否请您对这个争论中的东说念主物群像作念个先容。
刘焱：这个争论中有一个佛僧——说念弘，活跃于四至五世纪，咱们对他了解未几，只知他活命在南边，擅长休养五石散引起的疾病。他撰有一书叫《已矣对治方》，建议一个新颖的不雅点，等于把特定的石药和草药配对使用，不错主治某个脏器，比如，钟乳与术一说念使用主治肺病。这种组合往往会激发独到的形体感受，如胸塞短气、头痛目疼，需要赶紧服汤药缓解，不然后果严重。但这个主义由于过于别辟路子，受到了其时一些医者的质疑。比如，一位叫陈延之的医者，写了一册方书叫《小品方》，为那些遭遇要紧情况又求医无门的东说念主提供了许多医方，此书影响很大，在唐代被吸纳到政府的医学支持中。陈氏在这本书中品评了说念弘的不雅点，因为说念弘的说法跟主流本草书中的药物配伍原则相互矛盾。陈氏是尊崇本草书的，也很注重将本草学问融入方剂的使用，是以他自然会对说念弘的新奇不雅点建议品评。
《小品方》书影。图片开头：日本尊经阁文库藏《经方小品》残卷
另外一个例子是皇甫谧。皇甫谧常被视为中国针灸的鼻祖，他在三世纪撰写的《针灸甲乙经》是针灸学的经典之作。关联词皇甫谧这个针灸首创东说念主的形象是在宋代建构起来的，密歇根大学董慕达敦朴（Miranda Brown）的研究指出，在宋当年，皇甫谧更多地出当今与五石散相关的商榷中。皇甫谧有服散的经历，而且是最早把这种切身经历记录下来的东说念主之一，对于医学史学者来说这是弥足有数的材料。皇甫谧在三十五岁时染上了一种风病，导致半身麻木，于是他入手服散，反而加剧了病情，让他的身材和精神备受恣虐，乃至他试图自裁，辛亏被家东说念主实时发现未能遂愿，而他的余生一直被服食五石散的后遗症所困扰。此外，四肢又名饱学之士，皇甫谧的能力为西晋的晋武帝所器重，多次召他入朝为官，关联词皇甫谧向往隐居活命，不肯出仕，于是他就以服散后形体朽迈为由婉拒了天子的征召。自然，咱们不可否定皇甫谧服散后形体情景欠安，关联词其时真是有不少士东说念主以生病为由隐私入仕。
另外，五石散也被六朝的许多文东说念主所深爱。东晋书圣王羲之就有服散的经历，他还与亲一又通过书信相易服散后的形体体验，有时会嗅觉“身轻，步履如飞”，但有时也会嗅觉疾苦苦恼。他还试图通过这些尺牍走动找到用五石散治病的最好要领。总的来说，五石散在社会上的传播比丹药更广，因为它更容易制作，而丹药的真金不怕火制更耗时笨重，是以许多真金不怕火丹行动是有皇室支撑的。由于五石散在士东说念主、医者、僧东说念主中被庸俗使用，咱们得以看到许多与之相关的争论。
一般来说，中医的会诊是因东说念主而异的，那这些联系五石散的相易和争论挑升旨吗？
刘焱：在其时联系病东说念主服散的文本中，咱们看不到独特具体的信息，比如说用了几分几两的药。在王羲之与他亲一又的书信中，他用的词大都比较平常，比如“欠安”“招架”之类对形体不适的状貌，然后与亲一又商榷应该如何调整用药，让形体收复渴望。是以像王羲之这样的文东说念主对服散后形体开释的信号很关注，并以此四肢调药的把柄。此外，五石散对形体的影响还体现于其好意思颜的功效，这可能是和其中含有砷化物联系，因为砷化物不错改善肤色。后世常认为五石散的开创者是何宴，曹魏时的一个好意思须眉，即隆起了这个面向。自然，此面向与治病莫得太大的关系。
中古医书对五石散的配方有详备的记录，五石散的配方多种万般，往往也不仅限于五种药或者仅限于石药。关联词配方中时时会出现礜石，这是一种含砷的矿石，咱们练习的砒霜等于经过纯化的砷化物（三氧化二砷），这是在宋代的文本中才出现的。此前都是未经纯化的砷矿石，比如礜石、雄黄、雌黄等等。砷化物对形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滋补皮肤，收复膂力（至少暂时如斯），乃至不错壮阳。六朝时服食五石散蔚然成风，在很猛进度上是因为它的功效被夸大了，说它能妙手回春，强身健体，这样的吹捧酿成了五石散的糜掷。其实，五石散的雏形在西汉的出土文物中就能看到了，并出当今东汉末年张仲景的医方中，但张氏将其视为休养某些特定疾病的药物，比如伤寒和风病，而非休养万病的神药。唐代孙念念邈的方书中也纳入了“五石重生散”这样的药方，关联词，如其名所示，孙氏强调这类药唯有在久治不愈、危及人命的情况下才能服用，不可便服以养生。可见，大夫对五石散的作风是十分严慎的。
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五石。图片开头：《西汉南越王墓》（1991）
四肢一个医学史学者，我想强调的是中古时期有毒的猛药大都用来休养特定的恶疾，仅限于短期服用，病除即停药，但若是持久服用以养身厚生，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中古文东说念主与医者就五石散的争辩，并不是聚焦于此药的毒性，而是关注于这剂猛药应当如何使用，如何采选相宜的步履将形体产生的大热安全懒散于体外。这是一个深邃而复杂的经由，一朝处理不当导致热量淹留体内，就会产生很大的危害。是以说，五石散在中国历史上的散失，其时的东说念主们意志到此药的毒性自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个高大原因等于这个药太难用了。
五石散退出历史舞台是什么时候？它的退出是因为神话蹧蹋了，照旧有新药取代了它？
刘焱：中国古代的服食传统长盛不衰，老是有新药代替旧药。五石散在唐末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在唐代也曾出现了新的服食俗例，尤以服钟乳石为盛，柳宗元等于一个钟乳石的各人，对其形态、种类和产地都知之甚多。而韩愈则对服食硫黄很感兴致，这两种药物都是用来滋补形体、养生延年的。孙念念邈在其《备急令嫒要方》里就讲到，一个东说念主若是年青形体很幽静，就无需服食钟乳石，但大哥以后，服食钟乳石会有助于形体的珍摄。这是不是确认古东说念主缓缓地用无毒药代替有毒药来养生呢？并不十足是这样。最初，硫黄是有毒的药，韩愈服硫黄即导致“足弱”。其次，一剂无毒药服用失慎也会酿成伤害。孙念念邈就告诫说，若是采乳石的地点分歧，它会比鸩毒更为致命。是以说，药物自己的毒性并非要津，中枢问题是如何合理用药。
中央政府如何范例医疗学问与实践，如何对待所在性学问？
刘焱：唐初官修的《新修本草》是范例药学学问的高大文本。为编纂此书，朝廷叮嘱官员到宇宙各地作念药物访谒，修正之前本草书里的诞妄信息，或者是加入新信息。这样一册书不仅是为政府的医学支持与实践提供教训，也涌现了国度范例药物学问、彰显帝国之伟力的志在千里。这种极力在北宋得以不绝和加强，北宋的官修本草书中药物的种类激增，尤其是将许多南边的药物纳入其中，这与国度权利向南边浸透有一定关系。
另外一个高大面向是中央和所在性学问之间的张力。之前也曾谈到在《新修本草》中，有一些对所在上药物使用的品评，旨在配置中央的学问巨擘。另一个例子是中央政府对巫蛊的打压。隋唐时期，巫蛊盛行，对其时的政事递次产生威迫，并酿成社会懆急，因此隋唐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执法刑事包袱那些被指控为施蛊的东说念主。挑升念念的是，咱们熟知的“以毒攻毒”这个词，不仅是在讲治病，即用猛药去休养恶疾，而且还有一个政事上的对应，等于政府用严酷的计策去拼集那些所谓的社会毒瘤，比如施放巫蛊的东说念主（许多是社会底层的女性）。我认为这是形体政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巫蛊之术与鬼神附体相关，而施蛊者多为女性，因为女性的形体在其时被认为是更容易通神的。《隋书》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文帝时，朝中大臣独孤陀家中有一个叫徐阿尼的婢女，她受主东说念主指使施猫鬼蛊去伤害皇后并夺其财物，自后被抓后审讯的官员让她把猫鬼调回。她是若何作念的呢？午夜时间，她准备了一盆香粥，用汤匙敲盆，并呼叫猫鬼的名字。不俄顷，她神采变得乌青，一副被东说念主攀扯的式样，她说猫鬼也曾被调回了。这种深邃的巫术对于正宗医者来说是离经叛说念、不可理喻的东西，关联词在民间照旧颇有影响力的，因为巫术不仅不错害东说念主（黑巫术），还不错治病（白巫术），这导致历朝历代的医者束缚用书写正宗医书的款式来压制她们，而行巫者大都碌碌窝囊，无法在文本空间中占据一隅之地。关联词她们从未被透澈断根——时至本日，咱们仍能读到对于巫蛊行动的民族志记录，北京大学王明珂敦朴对毒药猫的研究等于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巫者隐私在远处的旯旮，隐私在帝国的边缘，恒久威迫着现存的政事递次。
您的新研究关注的是四肢解药的香料，可否请您肤浅作念个先容？
刘焱：我对香药的兴致始于毒药研究的责任。我一直对跨文化的医学学问相易这个课题感兴致，在写《以毒为药》这本书的时候曾试图研究外来的毒药在中国的使用，关联词发现这样的毒药并未几，反而是解毒药，尤其是香料类的解毒药，在中古时期多量输入中国，对其时的医疗、宗教、饮食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将此四肢下一册书的研究课题。
顾名念念义，香药皆有香气，是以这个课题与感官史、气息史大相关联。唐代的医者认为香药有解毒、避邪、驱鬼等功效，既不错口服，也不错捎带，这些功效应当与药的香气联系。这些香药大都来自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在宋当年主要由陆路传入中国，到了宋代由于海上交易的勃兴，多半香药由海路输入中国，并在政府颁布的医方中频繁出现。
这些香药都是什么呢？我来讲两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是郁金香，今天咱们说的郁金香指的是百合科的植物，但在唐宋时期，郁金香指的是鸢尾科的植物，其实等至今天咱们所说的藏红花。它并不来自西藏，而是滋长于克什米尔、伊朗等地区，其花蕊芬芳，关联词华摘相配笨重，是以价钱精熟，在唐代主要被皇室、贵族使用。今天咱们讲藏红花，主要关注它活血化瘀的药用价值，但在唐代它在密宗释教的仪轨中尤为高大，比如佛僧把它与其它香料夹杂，撒入水中，用这样的香水沉溺形体，堪称不错休养众病、湮灭鬼神。由于藏红花价钱奋斗，加之密教在唐以后的式微，此香药到宋代也曾被很少使用。第二个例子是冰片香，它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是一种名贵的树脂。有史料标明，此香药在四世纪即由中亚的粟特东说念主传入中国，在唐代被纳入本草书，而其多量被使用则是在宋代。宋代的一些医家对冰片的香味赞赏有加，说它是世间万物中最香的东西，尤其用来通窍开塞，而芳醇开窍这个药用传长入直到明清都很显耀。此外，宋代本草书中还说冰片不错入茶，关联词不宜放太多，不然会掩盖茶自己的气息。可见，香药在宋代的饮食文化中也占有一隅之地。
郁金香。图片开头：《本草品汇精要》（明）
总之，我谋划从医疗史、感官史和跨国史这几个视角来研究中古的香药，主要聚焦于唐宋时期2024欧洲杯线上买球，从香药的角度谛视此时期中国从贵族社会到市民耗尽社会的变化，以及联系香药的医学学问如安在不同文化圈之间流动与调遣。此前已有许多学者研究早期近代时期的香料交易以及这些香料在群众史中的重地面位，关联词中古时期香药在亚洲里面不同国度之间的传播以及对中国医药文化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愿我的责任会对此有所孝顺。
发布于：上海市